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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逝的天原新村,承载着我的乡愁

2019/8/14 4:29:40

消逝的天原新村,承载着我的乡愁

2003年底,这片8幢三层青砖楼房被推土机无情地夷为平地,4月底帮父母搬完最后一件家具,小车开走的一瞬,我回眸深情地凝望着这片瓦砾废墟,心情沉重。

 

恶作剧的童年

 

老屋前面有块碧绿的大草坪,孩子们一出楼门就来到草坪上打滚玩耍。那时的小伙伴多,踢足球、打弹子、玩老鹰抓小鸡等各种游戏。小学一年级正逢“文革”,整天不读书,天天玩得花样翻新,层出不穷。诸如到马路对面那棵几百年的老榆树边的河里游泳,来到河浜支流封死两边,尔后用破脸盆将水舀尽摸鱼捉蟹,还悄悄地上树用竹竿上的柏油粘知了,在新村粗壮的梧桐树下玩军棋“世界大战”等五花八门的游戏,整天玩得痛快淋漓,不亦乐乎。

 

小学四年级时的一个夏天,我与楼下的老四一起去农田里抓蟋蟀,来到农田里,见到油光闪亮的西红柿,上面还有水珠,经不住诱惑,便顺手摘了几个。刚钻出棚架,一帮农村的大孩子围上来对我们就是一阵拳打脚踢,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们后被送到了大队部。大队长先卸下我们的皮带和鞋带,让我们去农田里摘毛豆“劳动改造”,在灼热的太阳下脸被晒得通红,汗流如洗。一位带学生劳动的老师实在看不过去,便出面向大队长求情,他总算开恩放了我俩。沿着小河边回到家门口时,老四突然变戏法似地从两腋下取出两只西红柿,给了我一个。我先是一愣,继而接过那个带有我们伤痛与耻辱的西红柿,猛咬一口,解渴又解馋,真可谓是酸甜苦辣,五味俱全。

 

作者(左一)儿时与母亲、哥哥和姐姐在家里附近的长风公园合影

 

白天玩各种游戏不过瘾,晚上还要恶作剧。月上柳梢头,我们悄悄地来到隔壁6号楼道,爬上二楼楼道窗口,伸手把总电表的闸门猛地拉下,让整个楼里突然断电,我们则在一片漆黑中逃之夭夭,乐不可支。逢年过节,几个小伙伴猫着腰躲到底楼人家的窗前,小鞭炮扔进去突然炸响,吓得里面惊叫连连,我们溜之大吉,不亦快哉。恶作剧是那个年代的必然产物——孩子从小被灌输斗争哲学,以阶级斗争为纲,甚至连父母也要划清界线。如此氛围下,孩子怎么会有爱心?

 

那时虽学荒于嬉,但嬉戏给我们带来的欢乐,是当下的孩子难以体验的。那种欢乐是自由自在的,是现在整天被题山书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实在无法想象的。

 

孰料欢乐的旋律中突然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。那天是端午节,我在外面玩耍时,隔壁楼里的大孩子指着我骂道:“反革命狗崽子!”我吓得逃回家,告知刚下班的父亲。父亲听罢,山东人脾气又上来了,他拉着我找到隔壁二楼那户人家,责问为啥欺负小孩。未料对方全家和左邻右舍都出来指责父亲:“走资派还敢如此猖狂!”我与父亲被训得狼狈而归。

 

是晚,全家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,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,祖母警觉地问:“谁?”打开门,见是隔壁楼里山东老乡的女儿小明,她拿来了一篓热气腾腾的粽子,悄声说:“我舅妈让我送来的。”祖母尚未反应过来,她已消失在夜幕中。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甜美的粽子,可谓铭心刻骨,至今仍然记忆犹新。可见雪中送炭是多么令人难忘。

 

暑假里,母亲怕“反革命狗崽子”被人欺负,便将我们送到外地嘉兴亲戚家躲藏。那时的老屋成了不堪回首的悲伤之地。

 

化工厂是我们的好邻居

 

老屋虽缺少滑梯、单杠和双杠等文化体育娱乐设施,但隔壁的天原化工厂却成了“生活娱乐总汇”。那时的物质条件虽比较艰苦,没有电视,没有高级玩具,更没有电脑,附近也没有图书馆,虽在不远处有电影院和游泳池,但僧多粥少,一票难求。邻居红庆的母亲是天原厂食堂的职工,盛夏的中午,她骑辆黄鱼车拉一桶酸梅汤,顺路让家中子女装一热水瓶,我便乘机也蹭上一瓶。中午那一声“红庆”像是战斗的号角,我立刻抓起热水瓶冲锋上阵。

 

天原厂时常有篮球比赛,我们爬上工厂的高墙盘腿坐在墙上观看比赛,跟着一起大呼小叫。每周六放一次电影更是成了娱乐热点。虽然仅有的几部老电影被反复“炒冷饭”,诸如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列宁在十月》等,有些影片已看了多遍,但只要有电影,大食堂内依然人满为患,拥挤不堪。有时没有搞到票,我们就翻墙进去,然后再从厕所的窗口爬进去。

 

工人新村的温馨家庭

 

每年春节前夕,工厂向职工家属开放洗澡堂,澡堂里人挤人犹如下饺子一般,澡堂水脏得漂浮着一层油泥。但谁也不在乎,争先恐后地跳进水池里蒙头戏水,直冒热汗。

 

读中学后,不再满足于小儿科似的游戏,我们又开始寻找新的兴趣点。旧书与老歌都成了黄色东西,却在地下悄悄流行。《红河谷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等“黄歌”抄了两大本,夜晚我躲在楼后同学家的花园里偷偷地学唱,并向女同学吴燕借来胶木唱片,像地下工作者一般,躲在房间里反复聆听《拉兹之歌》《青年圆舞曲》等歌乐。

 

当时,要是谁有一本《林海雪原》《静静的顿河》之类的泛黄禁书可了不得,朋友同学之间限定时间,昼夜传阅,激动惊奇,兴奋交流。

 

春华秋实爱如蜜

 

18岁中学毕业后,我荣幸地投笔从戎,挥一挥衣袖,告别了父母同学,离开了老屋,开始了严格规矩的军旅生涯,那与家乡自由自在的日子,真可谓是云泥之别。

 

营房里没有电视,晚上我为了排遣寂寞,借书消遣,不知不觉染上了书瘾。6年后复员时,我带回了几纸箱书籍,回到老屋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,早已没了贪玩的兴致。老屋又成了书海里的一叶扁舟,我整天沉溺其中。那时正兴起考文凭热,我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报考电大中文系,得益于博览群书,顺利地考上了电视大学,当时的心情大概就像范进中举一般。

 

作者(中)入伍前与父母在天原新村合影

 

严寒的清晨,我裹着军棉大衣在窗前背诵秦文汉赋、唐诗宋词;酷暑夜阑,我光着膀子在蚊虫的包围中死记硬背,复习迎考。三年苦读,终于如长夜破晓苦尽甘来,取得了文凭。工作之余,我躲在老屋温馨的橘黄台灯下,望着满天的星斗胡思乱想,“爬格子”,涂鸦的文字终于在《解放日报》市郊版上变成了铅字,第一次拿着6元稿费在老屋里兴奋失眠,开始做起了文学梦。

 

老屋亦是爱情花苑里的一条浪漫小径。恋爱时,为带女朋友第一次上门,我事先卖力地将老屋旧墙粉刷一新、家具油漆一亮。老母买菜做饭,老父将饺子皮擀得超薄,山东籍女朋友尝一口正宗的山东水饺,赞不绝口。星期天女友来到小屋,我边听着流行歌曲“走过春天,走过四季……”边替女友写作文交差,冷不丁给她一个飞吻。

 

如今,老屋只能成为我的梦里故乡,虽已灰飞烟灭,但却深深地嵌在了我的心底。